大军朝着梁州的方向进发。

李儒沛终于有机会和刘允章交谈了。在他看来，刘允章做出打开城门投降的决定，是能够理解的，至少避免了东都洛阳遭受屠戮，再说黄巢麾下的大军，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没有骚扰百姓，没有沿途劫掠，这些都是打动刘允章，促使刘允章做出决定的因素。

李儒沛不会以这个时代的眼光看待刘允章，这也让他能够接受刘允章，毕竟刘允章写出来的奏折，切中了朝廷的要害，这证明刘允章的本事是不一般的。

刘允章万万没有想到，李儒沛和主动和他交谈，尽管投入到李儒沛的麾下，但刘允章还是有些愧疚的，毕竟他做出的打开城门投降的决定，损害了大唐的利益，也损坏了朝廷的形象，这是无法洗刷的污点，他唯有在李儒沛的麾下，踏踏实实的做事情，才能够证明自身。

感激涕零的刘允章，做到了知无不言。

谈及山南西道的诸多决定，特别是对士绅富户的要求，刘允章是完全赞同的，他从黄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崛起，说到了百姓所承受的痛苦，一方面要承担朝廷的赋税，一方面要缴纳各地节度使额外增加的赋税，这令老百姓没有了活路，唯有加入到黄巢造反的大军之中，说不定还能够活下去。

而加入到黄巢大军之中最多的人，就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佃户，其实这些佃户以前也是农民，只是因为赋税太重，被迫变卖了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人，为士绅富户耕种土地，需要承担的赋税出奇的沉重，刘允章曾经亲自了解到一个佃户，每年耕地上面收成的百分八十都要拿出来，上缴给士绅，还要承担朝廷的赋税，最后这个佃户活不下去了，领着全家投湖。

李儒沛对于百姓的照顾，以及对于农业的重视，更是刘允章赞同的，他很清楚，各地的节度使为了能够扩大力量，大规模的招募军士，组建规模庞大的军队，只重军事，不管不顾民生，这样的政权根本无法稳固，要知道民众的富足对于政权的稳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刘允章唯一对李儒沛政策不理解的地方，就是对商贾的态度。

作为读书人，刘允章对商贾的看法是不好的，认为无奸不商，官府对于商贾就是要严厉的管束，让他们畏惧官府，不敢乱来，但李儒沛的看法不同，商贾若是不赚钱，就不能够称之为商贾，只要商贾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赚钱，官府就要支持。

李儒沛的这些认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是绝对正确的，这是千年之后得到证明的道理，商贾赚钱了，缴纳了大量的赋税，才有可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否则所谓的予民实惠和休养生息等口号，就是空口号，随着战事的增多和军队的壮大，所有的负担最终还是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就算是最为英明的君主，也无法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

李儒沛没有和刘允章争执，只是耐心的算账，他以铁血军为例，假若铁血军扩大到十万人的规模，每年需要消耗的白银超过百万两，这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官府是无法挣来这么多银子的，那就只有百姓来承担，若是全部摊到百姓的身上，就算是十万户人家，每户人家也需要承担十两银子的赋税，这对于寻常的人家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根本无法承受，这还没有算官府的开销，以山南西道为例，算是所有官府的开销，每年需要的白银也是接近百万两白银的数目，这么庞大的开销，仅仅从土地上获取，百姓的负担太重了，无法承受。

盐业税是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不过说穿了，盐业税也是从百姓身上盘剥而来。

若是重视商贾的交易，那就不一样了，商贾之交易，税赋定在十抽一的基础之上，免去商贾所有的赋税，这样商贾是能够承受的，只要能够大力的支持和发展商贾，让商业交往增多，这样就能够收取到大量的赋税，若是经营得当，每年收取几百万两银子的商业赋税，那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若是能够做的这一步，那就能够真正的减轻农民的负担了。

发展商贾需要眼光，需要官府对商贾坦诚相待，需要得到商贾的支持。

刘允章对于这些道理，虽不是很明白，但一点就通，李儒沛通过算账的办法，让他很快明白商贾的重要，不过对于李儒沛如此的推心置腹，他也有些奇怪，一直到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李儒沛是要赋予他重任，让他统领山南西道的文官队伍。

李儒沛的确是这样的想法，他手下人才不少，但真正有威望的人不多，特别是在朝廷之中做官高官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刘允章就是最好的人选之一，翰林学士出身，加之刘允章的很多观点，的确是以民为重，这是符合李儒沛的思想的，至于说刘允章其他一些不同的看法，两人可以交换意见，可以统一观点，只要两人能够充分的交换意见，达到认识的一致，山南西道就能够朝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李儒沛真正开始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故而李儒沛从一开始，对待刘允章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的。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何况刘允章这样的读书人，受到了李儒沛的尊重和看重，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鞠躬尽瘁，做好所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