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西第一公民的安德鲁，早已失去了对名下金钱与财富的渴望。而如何保住与扩大手中的权势，才是一名上位者考虑最多的；其次，便是如何才能够流芳百世，或是遗臭万年。至于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在宴会上，站在高台上的安德鲁在给到场的上干名嘉宾，遥敬了一杯香槟酒后，与妻子莫拉萨回到房间里休息。折腾了好几日，哪怕是铁人都会感觉疲乏，何况是一位怀孕四五个月的孕妇。

在看到夏洛特夫人进到房间照顾女儿，安德鲁随即起身向她点了点头，转而来到一间会客室。那些花费了大把重金才进入婚礼现场的人，自然是有求于执政官，希望得到安德鲁的单独接见。

对于这些阿谀奉承的人，安德鲁很是轻松的将他们打发掉。

通常，执政官会站在壁炉或是窗台附近，显露一副矜持傲慢的表情，等候来访者的鞠躬行礼；然后，上位者会礼节性的问上一两句，再静静的倾听对方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诉求；接下来，安德鲁将眉头一紧，故作思索的片刻沉默；最后，就给予来访者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将其打发了事。

仅仅一个下午，安德鲁就在会客厅里，以这种走马观花的方式，总共接见了38名访客。此时此刻，年轻的执政官也感觉厌烦了，他准备让萨瓦里少校叫停后面的来访者。

“是的，执政官公民，我会让塔列朗公民，以及他身后的来访者先回去，等候下一次召见！”耿直的少校副官回复说。

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后，安德鲁叫住了准备开门的萨瓦里，他嘱咐说：“嗯，这样吧，你告诉塔列朗公民等候10分钟，再让他进来，至于其他人就先散了吧，让他们明天10点过来。”

……

1754年2月2日，夏尔·莫里斯·塔列朗诞生在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祖先从十世纪卡佩王朝建立时起就已经是宫廷贵人了。按血统来说，他的父亲同国王路易十六还是表兄弟。

因为塔列朗自幼身体残废，自惭形秽，不愿交朋友，但又感到孤独，缺少爱抚和温暖。而他的亲生父母嫌跛脚的儿子很麻烦，带出去有些丢人。随即等到塔列朗在15岁中学毕业后，将其送到巴黎的一座神学院里学习。

慢慢地，塔列朗萌发并滋长了对身边父母和周围亲属的怨恨。而冷酷的贵族家庭环境，虚伪的神学院教育，逐渐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冷漠无情、极端利己、见风使舵的人。

看着身上的长襟黑袍，向往世俗贵族享乐生活的塔列朗心中愤恨不已。所以在神学院的几年时间里，他仍然很少说话，不爱交友，既孤单又苦恼，把空余时间都消磨在图书馆里。

为此，塔列朗还在外面专门寻找了卢梭、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著作，包括一些鼓吹社会革-命的绝对禁书。

1775年，从神学院毕业不久的塔列朗，凭借其家族的荣耀，获得了国王路易十六的钦点，担当了兰斯圣丹尼修道院院长。

等到13年之后，这个放荡不羁的无神论者，狂饮滥赌，寻花问柳的自由主义者，再度获得了晋升，成为欧坦教区的主教。

1789年，塔列朗参加了凡尔赛宫廷的三级会议，并在制宪议会中倒向了第三等级，属于当时的宪政派主教。

当年的10月10日，作为教士代表的塔列朗，出席了制宪议会讨论教会土地问题。

期间，他建议把教会土地收归国有，还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有关法律草案，滔滔雄辩，强调指出：教会财产与世俗人的私有财产不同，它本来就是属于全体信徒，也就是属于国民的，所以国家有权收回。

这次会议争论得很厉害，虽然其他主教激烈反对，制宪议会还是以多数票通过了“教会土地由国家处理”的决议案。

当天晚上，巴黎民众一片欢腾。他们被塔列朗主教的“自我牺牲精神”深深感动了，以为这位“人类灵魂的牧羊人”恪守基督的训诫，为了祖国，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当然，善良的人们当然是不会知道这位主教大人的内心活动的。

从此，贵族和教士恨透了他，革-命阵营却开始信任他。他逐渐成为革-命的红人，为制宪议会起草重要报告和文件。

当时，保王党到处散发污蔑革-命的反动小册子、传单、诗歌和文章。为了抵消反革-命宣传的影响，1790年2月，塔列朗被委托向民众发表演说。他在广场上面对成干上万的群众慷慨陈词，对各种反革-命言论于以逐条驳斥，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

塔列朗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一周后，即被选为制宪议会主-席。然而罗马教皇恨透了这位“革-命”主教，宣布把他革出教门。但是塔列朗对此充耳不闻，继续从事他的宗教活动。

直到1791年秋，塔列朗觉得自己的主教角色已经扮演完毕，这才自动地扔掉他久已厌恶的黑法衣，换上了漂亮的世俗贵族服装。

1792年6月和8月，巴黎两度爆发起义，民众不仅攻占了杜伊勒里王宫，还最终囚禁了国王路易十六。

面对群情激昂的人民起义，塔列朗惊魂不定，他一面起草了一份歌颂巴黎革-命，及谴责路易十六专制制度的备忘录；另一面从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丹东手里骗取了出国护照，逃往了英国。

等到两个月后，杜伊勒里宫内路易十六的秘密壁橱被发现，在藏有国王通敌文件的铁柜子里，有两份文件可以证明在1791年塔列朗同国王夫妇也有过某些勾结，而这在当时那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气氛下，就足以把他送上断头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