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周前，闲不住的拉雷军医官再度向第一执政提出建议，要求在进行治疗时完全不考虑等级和敌我，“只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评判治疗的顺序”。

作为军级野战医院负责人的拉雷医生清楚，那些受重伤的人，如果能在受伤之后的一小时内接受手术，将有很大的生存机会，因此他认为“那些受到重伤的人必须首先得到照顾”。

在思索片刻，并征询了督政-府同僚与部长们的意见之后，安德鲁随即以第一执政官的身份，向战地总医院的负责人佩尔西上校，转发了拉雷军医官的“分诊”建议。

很多时候，穿越者怀疑佩尔西与拉雷二人属于“八字不合，天命相克”，一件小事都能闹得水火不容。不过，一贯惜才的执政官又不愿意处罚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于是他自己就充当了中间人。

回到拉雷军医官的建议上，安德鲁也强调在同等状况下，己方受伤官兵的优先救治原则。

另一方面，在佩尔西总军医官要求下，安德鲁否决了拉雷要求所有重伤员必须在1小时内实施手术的建议。因为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根本做不到，即便是修订过后的3到5小时，也是勉为其难。

此外在安德鲁看来，战壕里的糟糕环境，根本达不到实施手术的基本消毒标准，容易造成一次次的医疗灾难。

当年，安德鲁率部远征加泰罗尼亚期间，有数据统计证实，在非消毒环境下匆忙接受外科手术的官兵，其未来两周内的存活率仅有30%到40%左右（其他战场存活率更低），可伤员一旦转运到环境较好的野战医院实施手术，其存活率将提升到70%到80%。

不同于野战医院的流动性质，坐落于科布伦茨的后方综合医院建于1795年6月，是依照安德鲁执政官的命令建造的，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科布伦茨综合医院也是巴黎、斯特拉斯堡、里尔、梅斯和兰斯医学院的重点实习基地。

事实上，科布伦茨战区总医院就是法兰西医学院巴黎第一附属医院的一个翻版，包括外科、内科、骨科、康复医疗、药剂科、麻醉科、皮肤科、口腔科与五官科，甚至连普惠随军家属及周边居民的急诊科、妇产科、小儿科等，都应有尽有。

在建造格局上，总医院的所有房屋都是两边开窗，便于通风。而且医院内外、病房与手术室的卫生消毒也是严格实施。

与后方综合医院不同，野战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一座流动的“帐篷医院”。

得益于标准化的实施，野战医院的建设非常快，一般只需要一天时间，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装在一个个箱子里面，功能以每个箱子的颜色进行区分，绿色箱子代表门诊部，红色箱子代表住院部，黄色箱子代表手术室。

至于上述物件的运输工具，除了传统的大帆布马车，如今更多的，则是在莱茵河及其众多支流，畅通无阻的蒸汽运输船。

野战医院的内部讲究卫生、穿戴，房间很少杂乱无章，从整齐排列的病床看的确能说明这点。一列病床有分隔的标记，表明是将病患者根据病情的轻重程度分类。

至于病室大都宽敞明亮，空气流通，数量多却整整齐齐的病床分列两旁。室中间放置一桌一椅，供护士记录或操作时用。

当然，如果前线的战事过于频繁，必然会导致野战医院为了及时抢救更多伤员，不得不越来越靠近战场，导致医院的内外环境大打折扣。

1792年，对外战争爆发时，法国-军队约有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和医疗助手4干名。其中约有8百名是外科医生。

然而，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水平也不高，随军外科医生抱怨药品、绷带和床位的缺乏。战争的头18个月，法军在战场上损失了600多名医生，另外还有很多失踪在革-命动乱中。

到1793年上半年，军队已拥有大约2750名内外科医生。但因为同年晚些时候军队规模的迅速扩展，救国委员会于8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18至40岁的内外科医生、医学生和药剂师都在服兵役范围内。而这一规定，延续到了安德鲁与督政-府时期。

只是在1793年年底，国民公会忽然关闭了法国所有大学、学院和专科院校，也包括18个医学院和15个外科专科学校，因此阻碍了对更多军队医务人员的培养。

与此同时，为了随时有可替换的医生群体，国民公会在关闭医学院的同时，又特别批准在斯特拉斯堡、里尔、梅斯和土伦的军事医院里培训助理外科医师。其显然不会产生多少新医生。

相反的，任何对医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被任命为军队外科医生，到1793年底，共和国军队的医生人数上升至4干人。虽说医学能力堪忧，好在这些军医官的实践机会多，只要自己不太笨或从内心抗拒，在经历多次失败的手术后，也能勉强成为一名军医。

等到热月政变，尤其是安德鲁执政开始，法国在1795年时，不仅重新恢复了18个医学院和15个外科专科学校，还在斯特拉斯堡、巴黎和蒙彼利埃设立三所国立卫生学校，三校每年可以培养七八百名医学生，主要以内科和护理为主。

在1796年的德意志战争重新开始之际，尽管熟练度还有待提高，服务于七十万法国-军队中的医务人员，包括内外科医生、助理外科医师、药剂师与职业护士，数量已经达到了可观的9干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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