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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

我们来看看熹平元年（172年）至光和六年（183年）这十一年间，礼法上已经成年刘宏都做了些什么事。

第一件事：读书。皇帝肯定也是需要读书的。

建宁元年（168年），刘宏第一个老师（太傅）陈蕃死后，之后的太傅是胡广，这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老官油子，到了熹平元年（172年），胡广也死了。因为此时刘宏已经完成元服仪式并上朝秉政，所以不再设太傅一职。

刘宏对胡广是充满感激之情的。熹平六年（177年），刘宏令议郎蔡邕（胡广门生）为胡广作颂词。

范书《胡广传》：熹平六年，灵帝思感旧德，乃图画（胡）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诏议郎蔡邕为其颂云。

后来，刘宏又有三个最重要的老师，分别为杨赐、刘宽、张济。这三人先后在华光殿为刘宏教授儒学经典。

话说东汉帝国开国后，汉光武帝刘秀指定龙亢桓氏的桓荣负责教授皇家子弟，桓荣就担任了汉明帝刘庄的老师。

桓郁继承父亲桓荣的学问，又成了汉章帝刘炟和汉和帝刘肇的帝师。同时，桓郁的门生还有杨震。

杨震：有“四知太守”的典故。杨震官拜东莱太守，途径昌邑县，县令王密曾是杨震所举茂才。王密携带黄金趁着夜色拜会杨震，并说：“天黑没人知道。”杨震驳斥王密：“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无知！”，王密闻言，惭愧而退。事详见范书《杨震列传》。

桓郁之子桓焉又做了汉顺帝刘保的帝师。桓焉的门生有杨震之孙杨赐，黄香之子黄琼。此后，桓氏的地位就没落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弘农杨氏。

杨震之子杨秉做了汉桓帝刘志的帝师，而杨秉之子杨赐则做了汉灵帝刘宏的帝师。杨赐家风稳重，刘宏非常看重他。

杨秉：有“三不惑”的典故。范书《杨震列传》：（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刘宽是一个宽厚之人，教刘宏读书时，留下了“忧心如醉”的典故。故事是说有一次，刘宽在教书时，坐着像喝醉酒睡着了一样，刘宏问道：“太尉（刘宽）醉了吗？”，刘宽回答道：“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

至于张济，他出自豫州汝南的世家（此张济非张绣的叔父张济，后者为凉州武威人。）；张济在史书中的记载不多，在光和五年（182年），张济还因为亲近宦官而被陈耽与曹操联名弹劾。

范书《刘陶传》：吏人诣阙陈诉，（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其言忠切，帝（刘宏）以让（许）戫、（张）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

东汉时还没有印刷术，书籍的流传都是人工传抄；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因为笔误等缘故导致的错误在所难免。

再者，太学里的儒生们因为师承不同，对儒学经典的见解有所出入，但他们都坚定地认为自己师傅教的是对的，因此经常争论不休。

甚至有人为了分出个高下，向兰台负责管理书籍的官员行贿，将收藏的儒家经典上的文字改动，以符合自己的见解。

范书《宦者列传》：（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

鉴于当时儒学界的种种乱象，议郎蔡邕认为儒家经典已经传抄几百年，很多文字在传抄中产生谬误，再加上一些水平低下的儒生穿凿附会，所谓“传道授业”完全是在误人子弟。

于是蔡邕、中常侍李巡联合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复姓堂谿。豫州颍川郡鄢陵县人，出身世家，为大长秋曹腾所举）、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司隶右扶风茂陵县人，出身世家）、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飏音yáng，同“扬”）等人共同上书奏请由官方来校勘儒家经典，刘宏批准。

范书《蔡邕列传》：（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

熹平四年（175年）三月，经过李巡等人齐心合作，由蔡邕亲自书写，将校勘后的儒家经典分别刻在四十六块石碑之上，然后将石碑安置在太学门外，作为经典标准，供人学习。消息传出，每天送人来看碑文的马车就有上千辆，附近的街道人满为患。从此，关于儒家经典的争论也逐渐平息。

范书《蔡邕列传》：（蔡）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范书《宦者列传》：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

此太学石经因为是熹平年间所设立，故史称“熹平石经”。经过千年的乱世，石经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些许碎石块，供后人缅怀昔日辉煌。

（熹平石经碎块若干现存于河南省博物馆）

近代考古学家马衡经过整理发掘，着有《汉石经集存》一书，保存了现已经发现的八千余字。

马衡：1881-1955年，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

鸿都门学

实际上，刘宏对儒学的兴趣并不大，却喜欢钻研儒学之外的学科，例如辞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