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嗯”了一声，明朝的黄河和清朝一样，都是年年治来年年滥，不算甚么新闻，
“这治河的专官可有人选？”
张诚顿了一顿，道，
“工科给事中梅国楼，荐原任刑部尚书潘季驯堪总河之用。”
潘季驯早在万历十二年就因为李植攻讦他党庇张居正而被革职为民。
历史上他也的确是在万历十六年被万历皇帝重新启用。
除了潘季驯被革职后朝中不断有人为他申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潘季驯的确很会治水，属于技术官僚，轻易不可替代。
尤其自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于北京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黄河的主流都极不稳定，常与大运河交叉再夺淮河水道入海，能够保漕保河的治河能臣就显得格外不可或缺。
“准了。”
朱翊钧明白治理黄河的重要性，
“拟旨，起复潘季驯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河道，兼理军务。”
张诚见皇帝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起复潘季驯的请求，并没有再提“张党”云云，心中不禁便有一点儿吃惊，
“皇爷圣明。”
朱翊钧现在已经当了快九个多月的皇帝，早就学会了如何看底下人的眼色。
——这一点朱翊钧也是当了皇帝才发现，上位者和底下人总是无时不刻地在看对方眼色。
张诚和紫禁城内的所有宫人都有这一项技能，他们平日不需要等待皇帝开口，只要根据朱翊钧的眉毛、眼梢、嘴唇或胡子的任何轻微动作，就能知道皇帝究竟想干甚么。
在这项技能上，朱翊钧显然修炼得不如张诚那般如火纯青。
他虽然只是刚刚入了门，但已经比刚穿越来时会读人心思多了，
“科道官在为潘季驯申辩时，不是总说他‘罪轻责重’吗？”
朱翊钧淡笑道，
“尤其是那个蔡系周，都被人贴了大字报了，还不忘为潘季驯申辩道，‘皇上欲雪枉，而刑部尚书之枉，先不得雪’，朕可都一一记着呢。”
大字报是进入万历年间以后，大明官场忽然出现的一种奇特现象。
朝中有些官员或党派为了打击政敌，在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有时会采取匿名在京中贴大字报的方式来攻讦他人。
这些大字报通常会揭示一些私密的事情，往往会掀起大波，达到普通奏章无法达成的效果。
蔡系周被贴大字报的情形是这样的。
万历十二年时，“倒张”运动进入了高峰，一些人仍旧拿着张居正在世时候的事情互相攻击。
在万历皇帝决定对张居正抄家的时候，刑部尚书潘季驯因为替张居正说话被御史李植弹劾而罢官。
当时的御史蔡系周、孙愈贤因为跟李植有间隙，借着潘季驯有冤开始弹劾李植。
于是李植的同党江东之、羊可立立刻参加进来，并将蔡系周、孙愈贤两人划成“张党”予以攻击。
这本来是一场科道官阵营的内斗，但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三人偏偏将张居正牵扯进来作为打倒政敌的砝码。
很快京城便流传起一张大字报，说蔡系周、孙愈贤弹劾李植，是当时已经是内阁大学士的许国指使的。
于是斗争的方向立刻发生了变化。
因为许国当年是在“张居正夺情案”里面支持过因上疏谏言而被廷杖的吴中行和赵用贤的，所以此案跟张居正就失去了关联。
因此那张大字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它要么是有人故意将此案跟许国联系起来，要么就是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弹劾蔡系周、孙愈贤的最终目标是冲着许国来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因为随后李植、江东之和羊可立又开始弹劾申时行，他们想将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拱走，让他们的老师三辅王锡爵担任首辅。
当时万历皇帝为了营建自己的寿宫，派遣礼部尚书徐学谟选择大峪山吉壤。
万历十三年时，万历皇帝又派申时行前往大峪山视察。
不料，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借题发挥，上疏说大峪山并非吉壤，由于申时行与徐学谟关系密切，所以才随便同意徐学谟的选择。
并且企图借口寿宫选址不妥，迫使申时行辞职，除了王锡爵外，还向皇帝引荐了当时的刑部侍郎张岳和太常寺卿何源入阁。
王锡爵因此便向皇帝写了一封《因事抗言求去疏》，说他是因为被小人利用而引咎自责，以为应当辞官而明志。
由于王锡爵并不因为李植等人是自己的门生，而与之相呼应，也不因为与张居正有宿怨而大肆挞伐，取申时行而代之，反而大义凛然谴责那批品德不良的“建言之臣”。
万历皇帝看了王锡爵的奏疏，不但留任申时行为首辅，还严厉斥责了李植三人。
皇帝这一表态，朝中与申时行交好的科道官也纷纷纠弹李植三人，最终使得万历皇帝将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连降三级，而且还从京师贬往外地。
至此之后，朝中靠将政敌划为“张党”而攻讦毁谤的风气渐渐弱了下去。
在与言官的这场较量中，申时行终于略胜一筹。
因此朱翊钧在此时提起蔡系周被贴大字报，言下之意就是支持申时行，反对言官以划分“张党”而攻击能臣的手段，
“漕运关系重大，不是哪个党能用哪个党不能用的问题。”
朱翊钧慢慢道，
“倘或海运能顺畅通行，取代漕运，朕也就不寄希望于潘季驯了。”
张诚点点头，十分理解地回道，
“皇爷说得是，自蒙元以来，便不时有以海运取代漕运一说。”
“可若海运可行，韩山童、刘福通当年又怎能编造得出‘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呢？”
不想朱翊钧见张诚如此通情达意，反倒一愣，
“难道海运不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