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河纵决溢梗运不过一二年，而今西北尚宁，京储可支，又有潘季驯兴修漕道，曷若乘此机会暂停一年粮运，约以若干资河工，以若干赈饥荒，再存留若干以兴三吴水利，蠲豁若干以苏息穷民，则燕都、吴郡皆无后顾之忧矣。”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先生果然心系家乡。”

皇帝低沉而缓慢的嗓音一点一滴地氤氲在文华殿金碧辉煌的阁殿中，像是黑夜中细密的雨淅沥无声地落在深沉的海中，

“不过此次在南直隶开办轮船招商局——朕可以向先生保证，绝不会因此船政之议再度加重江南五府百姓的负担，变革河漕既然是朕的主张，便应由朝廷出钱。”

“先前王宗沐、梁梦龙主持海漕之时，盖因海运所需之五百多艘海船要在湖广、仪真两地设厂打造，湖广因是产木之地，故须承担打造一半之数，因此当年张居正为使乡梓免于承担繁重的海运料派而赞成中止了海运。”

朱翊钧说到这里，心中不禁为明清两朝所面临困境的极其相似之处而感到唏嘘，

“江南百姓实在没有出了钱还要多交税的道理，既然福建、广东两省的市舶提举司已被民间称为‘天子南库’，那这南直隶的轮船招商局，就不必再从司礼监派人去督点了。”

“朕都想好了，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均可统归轮船招商局照章承运，招商局局中由海漕漕官总提大纲、察其利弊，并召集江南海商自立条议。”

“招商局中设官方本金以作借贷之费，民间海商若有需要，即可借款，其款经由海贸利润逐年偿还，无须分红，只需利息，招商局经营诸事皆由民商自主，其余无干官员一律不得插手。”

朱翊钧顿了一顿，直觉这里有些许不对，但转念一想，矫枉必须过正，如果当年李鸿章一开始就放手让民商自负盈亏，也不至于刚开张就亏了三十多万两银子。

皇帝那残缺的右足在御桌下微微一动，刚要开口再提几条纲领，就听申时行开口问道，

“请问皇上，这海漕漕官可已有人选？”

朱翊钧回道，

“永年伯、定国公、郑国泰三人就很合适。”

申时行显是为难地犹豫了一下，终是忍不住道，

“皇上明鉴，皇祖世宗皇帝赠官勋戚不过太保及太子太保，寿宁侯张峦故事不可为训……”

朱翊钧忙解释道，

“这是科道官说过的话，朕一一都是记得，只是这轮船招商局主以‘官督商办’，此‘官’无品无级，亦无升迁，实非科考遴选之正身僚官。”

“再者，招商局之本金均由勋戚出资所设，河南巡抚说建造潞王府又余出了三十万两，朕也拨到这招商局中，勋戚们就替朕管招商局这一路的账目，江南五府其他的税收、白粮同他们都不相干。”

朱翊钧自觉已将话说到了十二分得明白，又有李鸿章的历史经验在前，无论如何也不该将此事办砸，

“如今官商情谊不相联属，朕以为，公廉明干之员不必处以官位，绳以官法，只要能做到有言必信，有利必让，使民商晓然朝廷必不欺于他，则大事可成也。”

申时行还是有些不放心，

“臣唯恐商人办事不能经久，这漕米国储，官帑拨借，样样须得由户部经手，万一事权相错……”

朱翊钧笑道，

“朕不是没想过全责官办，可既是肆厘之才，则无不为利所获，物必见腐而虫生，唯有官少隔膜，商少自私，则虽存在一利己之心，而官商兼得其善也。”

申时行却道，

“官有权而民无权，官有势而民无势，以无权者而与有权者竞，则有权者必胜，以无势者而与有势者争，则无势者必失。”

“皇上虽有‘官督商办’之说，可天下诸事，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致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

“臣自愚见，倘或商局得利，则其利必先致官而后达民，倘或商局生害，则其害必先致民而后达官，如此则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如何不会物腐虫生？”

其实申时行说的道理朱翊钧都懂，也无法否认。

国情就是这样一种国情，即使朱翊钧当了皇帝，也没办法突然就把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形成的国情给全部扭转过来。

朱翊钧要有这样的本事，他在现代也不会只是一个区区历史研究生了。

朱翊钧的想法是先通过勋戚名义上实行“官督商办”，然后等那批民间海商壮成了声势，形成了像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样，海商们由利益驱动，自行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局面，再自然将轮船招商局从“国有”变为“私有”。

这个想法当然是断断不能提前就跟大臣们说明的。

晚明的风气再如何开放，毕竟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代，“将国有产业私有归商”这个念头实在太惊悚了。

何况这个念头若是出自自己这个万岁天子口中，惊悚的效果怕是也要被相应地放大一万倍。

因此朱翊钧并不同申时行解释自己的实际想法，一是因为挑战古人心理底线的时机还不成熟，二是申时行现在还有许多用处，

“先生所言甚是，既如此，朕便在任命勋戚之余，将这轮船招商局拨由内阁名下统领，永年伯同定国公若有不周到的，先生自可与他们商议。”

申时行见皇帝只提及王伟和徐文壁，全然不说郑国泰如何，于是道，

“勋戚贵重，皇上迟迟不立储君，臣……”

朱翊钧挥手打断道，

“先生位至今日，已是一品六年考满，朕赐先生内大红织金斗牛一表里，再加左柱国，仍兼支尚书俸，给与应得诰命，赐宴礼部，如此上比三公，下兼五品，又何须惧以勋戚之重？”

历史上申时行在万历十六年确实就获得了这般殊荣，朱翊钧既不多给也不少给，只是他料想这回申时行大约不会在皇帝下旨之后，再三次呈疏推辞封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