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妨，常之你是忠直之人，非定惠他们两个能比的，我心里清楚！”王文佐拍了拍黑齿常之的肩膀：“我岂不知倭人狡诈多变，我不过是权且用之，你无需担心！”

“属下明白了！”

王文佐当然知道定惠与伊吉连博德为自己效力多半是为形势所迫，让他们去见使团旧友，多半就会借机将其全部释放，但这本就在他预料之中。白江口之战后，倭国与唐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获胜的大唐由于高句丽和新罗的存在，并无乘胜追击，直捣巢穴的打算，希望能够尽快结束敌对状态；而失败一方的倭国，即担心唐军的报复性入侵，又有战争失败引发的内部各种矛盾，不知当是战是和。

在历史上，这一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按照日本史书《善邻国宝记》的记载：“天智天皇三（664）年四月，大唐客来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卅人、百济佐平祢军等百余人到对马岛。遣大山中采女造信侣、僧智弁等来，唤客于别馆。于是智弁问曰：‘有表书并献物以不？’使人答曰：‘有将军牒书一函并献物。’乃授牒书一函于智弁等而奉上，但献物检看而不将也。”

文中的天智天皇就是中大兄皇子，当时他还没有登基，唐国使节郭务悰（朝散大夫是散官，上柱国是勋官）与同行的百济人祢军（佐平是百济官位）的到来让中大兄皇子错愕不已，就派出采女造信侣（大山中是冠位，日本冠位二十六阶”中的第14等，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从五位下官位，可谓与大唐正使郭务悰品阶相当）、僧人智弁两人前去询问，僧人智弁从郭务悰处得知，这批使者代表的并非大唐皇帝高宗，所携只有“将军”的牒书一函和献物（这里的将军应该就是熊津都督府都督刘仁愿），便取牒书转呈大和朝廷，而对于献物只作验看而没有受取。倭人的态度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实在不能猜透郭务悰的真实来意，也一时决定不了该如何应对唐使。

刘仁愿派出使者的目的大概有一下几点：第一、打探列岛政治军事动向。“白江口之役”后有大批百济复国军残余骨干力量随倭军逃往列岛，他们也能预见到这些流亡者在短时间内一定狼心不改，时刻寻找机会与潜伏在百济本土内的同谋者们联合起来反扑。因而，镇守将领们派遣具有相当地位和工作经验的唐人郭务悰以及在前百济地位较高的祢军一道出使列岛，是希望倭人能够以较高规格接待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入倭国，从而方便更多地了解百济复国军流亡分子的动向以及倭国内部的状况、对外态度和可能采取的军事举措。

第二，刘仁愿等以自己的名义向敌对的倭国遣使无疑带有挑衅性，甚至是有意降低倭国的外交地位。之前，倭国已经派出过几批遣唐使，至此时仍有不少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土生活着，而隋唐两朝也都由皇帝亲自下旨出使过倭国，早就建立了一种国与国间宗主与藩属的不平等外交关系。而刘仁愿等人不过是大唐在百济的军政长官，充其量只是地方官员或派出的军事统帅，并不能代表中央政府，更不能代表皇帝。他们向倭国下达牒书显然是想建立一种大唐地方政府与倭国间的准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国与国之间应该存在的，如果倭国接受了这种规格就等于承认本国将接受大唐百济都护府的节制，从而失去了直接与大唐皇帝交涉的资格。这对刚刚战败的倭国上下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第三，郭务悰等人的来访也具有一定的安抚作用。虽然刘仁愿等通过这次遣使试图降低倭国外交地位，但同时献物并致牒书也是一种尝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双方问题的表示。刘仁愿牒书中的言辞应当是比较适中的，否则必然会激怒倭国而留下某些相应的记载，牒书的内容大致也应当是对倭国摆明大义并希望其不要一意孤行下去。终究此时百济本土的经济民生还需要复兴，而控制百济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高句丽作战时减少来自南方的困扰并开辟南线战场，征服大海远隔的倭国并没有被放到大唐的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对倭国进行必要的安抚，主要是为了杜绝倭国取代百济而成为大唐讨伐高句丽的绊脚石，都是很有战略价值的。最后，郭务悰、祢军等访日带有试探性，也想为日后建立由大唐一家主导的新的东北亚世界格局打下一定基础，同时开始培养一些熟悉东北亚外交工作的官员，以便进一步展开纷繁的外事活动。

而历史上当郭务悰、祢军等来使的具体情况报入大和，然而以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为首的倭国朝廷上下一时半会儿竟然拿不出应对的办法来，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而郭务悰等130余使人也就在西海道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直到四个月之后，也就是当年9月，才得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