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开始，一路经武胜关、大悟，几乎每隔数里便有成百上千之多的民众自发地涌上铁路线，或用大石阻塞交通，让装满军队的列车无法前行。急如火燎的萧耀南不得不安排官兵下车劝退人群并移走障碍，导致火车的速度比乌龟还慢。

得知消息的吴佩孚愤怒之极，命令萧耀南对妨碍交通的民众就地予以严惩。“这种小儿科的举动，以为这样就能给他们赢得多少时间？信阳武汉靠这么近，火车就是步行的速度也绝对会比人民军先到武汉！”这是吴佩孚冷笑着对人民军入鄂的回应。

一边是严令，一边是手无寸铁受“蛊惑”的民众，萧耀南左右为难，他的火气也是越来越大。一天之后，他也到了暴发的边缘。

在这要紧关头，远在沈阳的张作霖“巧合”地也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倒王”宣言，抨击王占元“侵吞公饷，纵容军变，祸害省政，保境无力”，并公然表示：“鄂人治鄂”为解决当前局面之最好办法，各方势力应尊循民意，以中|央政|府之命令为指南，行援鄂护民之实。

双方都努力给自己造势并创造机会，也其实都在避免给对方以开战的口实。不过直奉两系的敌对架势却忙坏了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靳云鹏，两位元首手中无兵无粮无钱，一向看着直、奉眼色行事，平素也尽量一碗水端平。在这两大支柱剑拔弩张之际，不能不左右为难。

徐总统发表通电，要求双方保持克制，互派代表或直接在天津召开首脑会议。张作霖一边在京汉路、津浦路陈兵，一边懒洋洋地故意迟了一日才通电表示赞同，实质是给予西北人民军以时间。

曹锟面对奉军的架势很是紧张，又是派人向张作霖表示绝不打算开战的决心，一边打电报给吴佩孚要说服他行事不能太过激进，特别是本为救鄂民于水火的援鄂军不能和鄂民有大规模冲突，那会给张作霖以口实。

一番思索又迟滞了吴佩孚动兵的决心，他思前想后，摇摆不定，又拖了宝贵的一天。

而当最终下给萧耀南的军令则是“驱退”铁路沿线百姓，这让萧部快速南下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军队，直、奉两系都有义务维护与中|央的同步。萧耀南若惹出民乱，则师出无名，其“援鄂”就是公然和中|央作对，这样奉军自然就占了道义上的优势。

在这阻拦的人群中，一个激进者不停地给民众打气，一边焦急地看着几乎不动的日头。“又争取了一天，如果军队再赶不到，我也没有办法了。”

这是人民军中|央调查部在湖北隐藏的力量，几乎在两年前就在这里进行了秘密发展。京汉线是直奉斗争的重点，以至于湖北分部在这条线上也组建了支部。在关键时刻，他们接到指令，要最大限度地迟滞河南的援鄂军出动，给人民军时间。

与此同时，李景林的步兵师也在山地穿梭。第4师和第5师在襄阳会师后即分兵两路，骑兵部队顺水而下，他的部队因擅长行军，就放在左路山地。两个师的目标都是就近控制京汉路不让直军南下，否则即使人民军能够机动的4个师都填进湖北，也只是和直军弄个势均力敌而已。

少帅的判断是直奉两军就像两个武装的巨人，谁也不敢率先向对方挑战。谁控制了铁路线，谁就拥有谈判的先手优势。现在，他的部队已经到达随州，在地理上和信阳出省的直军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是人家是乘火车，己方是两条腿，优劣一看便知。

理论上，从随州通往京汉铁路最近的地方是大悟，但是这一段路十分难行，倒是经安陆往孝昌的路相对好些。知道同期而行的第4骑兵师前锋刚达京山，已经改其夺取武汉之计划而改为夺取孝感以阻断铁路后，他的压力更重了。

这是第4师在听闻直军即将南下而不得已为之的变更，如果按照计划兵进武汉的话，很可能遇到的场景是和直军一起会师武汉城下…

这是战前竭力避免的混战局面，人民军前伸战线过长，于直系相比没有一点优势，在后来的相争中会居于劣势。这样，将来发生直奉间的龌龊，东北的奉军还得顾忌他们这一支力量的存活。

听张汉卿电令已有一支“第三纵队”在给他们争取时间，虽然不明白这支部队在哪里，但既然少帅说了，那就表示还是很有机会争取，所以李景林命令先头部队勒紧绑腿，以连续疾行的姿态赶往目的地。?